第九期：萬試如意－人造藝世界 撰文／高千惠

從藝術考場到考場藝術

「美，是一種競爭力。」是一句無效的美麗廢話。沒有人可以具體說出，是什麼跟什麼在競爭。在許多需要評鑑或考試來核定等級的活動當中，屬於申論性的、品味性的競爭，最不美，也最無法客觀。以藝術考場為例，在此固定場域，「美的競爭力」還可能厮殺出人類不平等的某種起源，具現出此競爭力荒繆與殘酷的一面。


影響二十世紀歷史甚巨的阿道夫·希特勒Adolf Hitler曾學習過繪畫，其中學成績非常差，只有繪畫一門是「優」。諸試不順，希特勒不僅未畢業就退學，他兩次報考維也納美術學院，也都以「不適合繪畫」而被拒絕門外。他曾在街頭賣畫，最後只好從軍，竟然走紅軍政領域。希特勒在得勢之後，反攻藝壇，將表現主義視為頹廢、病態的藝術類型，迫使猶太藝術家逃亡，也改變了戰後初期的歐美前衛藝術版塊。

以民族美學挑戰民主美學，希特勒曾以政府名義建立巨大宏偉建築，伸張他的德國古典文化見解。1936年的柏林奧運，他讓政府撥款兩千萬馬克（合當時八百萬美元），在柏林修建十萬人的體育場，表揚雅利安人種的美和力。他重用萊尼·里芬斯塔爾（Leni Riefenstahl），推展出集體性的法西斯美學。他還曾給福斯金龜車設計方針。在1930年代，他委任斐迪南·保時捷（Ferdinand Porsche）設計這種平民小車，可以載兩個成人和三個兒童、最高時速100公里/小時、售價不超過1000馬克，表現其「美的競爭力」。

在過去聯考時代，有關美術考試的素描主題，兩個最常見的考場石膏像，便是具有希特勒美感準則的維納斯和阿古利巴（Marcus Vipsanius Agrippa）頭像。其中，阿古利巴是羅馬軍事統帥。此雕刻約作於西元一世紀後半期，作者不祥。因其面部輪廓清晰，具立體感，有鮮明的比例和結構，被認為靜穆而真實，遂成為美術學院的素描臨摹基礎塑像。在台灣只有師大美術系、文化美術系和國立藝專的年代，沒畫至少十個以上的阿古利巴頭，恐怕不易成為美術系學生。但畫過一百顆阿古利巴頭，也不代表就具有美的競争力

廣鎖-文字蝕刻-五子登科 
圖片來源：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

美的競争力，意味著功名或利益的競爭力。這一切，須要回到「考的競争力」，才能看出這種與文化、經濟、權力有關的競爭，實源於一種「登科文化」。從藝術考場到考場藝術，「登科文化」乃是把考試競爭當作人生翻盤的一種藝術和機會。針對「登科文化」或謂考試制度，科舉的戲劇性、傳奇性，成為文藝世界的題材。因試生詩，例如：「朝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」、「半日功夫舉世名」、「正憐日暖雲飄路，何處宴風滿衣」均渲染出剎那功名改變人生的景觀。

是故，「登科」猶如「樂透」，有其存在的理由。瘋考試，使寒門、寒窗成為一種希望。清代徐松的《登科記考》，曾輯錄了不少吟詠科舉的詩詞，記錄了科舉生態和考生百態。科舉曾令文人稱道之處，是它可以讓草根階層通過科舉成為政治精英。當時有「多士來自田間」、「橘懷三個去，桂折一枝將」、「江村人事少，時作捕魚郎」等句，形容考生的出身背景五花八門，顯示科舉制度曾經具社會階層流動性，也意味人的機會和解放。

版印彩紙：狀元及第圖片來源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 

自然，世家子弟也要不辱家門。愛讀書使全民進入一種「單向學習型社會」。據悉，唐代宰相百分之八十是進士出身，可謂是開「博士治國」的先河。為了鯉躍龍門，「三十老明經，五十少進士」也成為一種社會普遍觀感。唐代後期，出身寒門和高幹子弟的世族門蔭形成兩大官僚派系，互相傾軋，史稱的「牛李黨爭」，便是一場出身階級鬥争。《唐語林》曾記載唐宣宗非常羨慕進士，見朝臣就問是不是科舉出身，當時考什麼，考官是誰，好像經過科舉競爭，強過皇帝的天賦皇權。宋太祖之後，索性把進士稱為天子門生，讓皇帝當了博士們的導師，如同兼任了中研院院長。

考場經驗向來是諷刺文學的啟示錄。《聊齋志異》描寫鄉試士子，十分視覺性，也相當卡漫。書中形容：提籃入場如乞丐，點名肅立如囚犯，進入號房如秋後冷蜂，出場如出籠病鳥，等待放榜如猴子受綑，得報沒中，活像中毒蒼蠅。《聊齋志異》也安慰半夜苦讀的書生，一不小心，豔鬼或狐狸精會主動投懐送抱，讓你在進京趕考途中奇遇連連。《西厢記》告訴考生，門不當户不對沒關係，中了狀元，擁嬌妻還可包紅娘。《儒林外史》也明示，考不上別氣餒，就把考場的庸俗百態全都錄，當作現實主義的小說題材，讓自己萬古流芳，讓考文化遺臭萬年。《儒林外史》外還有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、《官場現形記》、《老殘遊記》等，均撻伐了補教人生。魯迅曾創《孔乙己》，陳述這位讀書人在封建科舉制的迫害下之悲慘經歷。至今，北京還有「孔乙己」飯館，菜色可口，倒是不酸不辣。

 驎鳳宮 文昌君
圖片來源：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

有考試，就有考神。當學歷已成為家庭社會共有的基因，人人都可以是大學生，無怪乎考神文昌君，既司考試也兼管瘟疫。文章司命，為世人貴賤所繫，每逢考期，文昌廟必香火鼎盛。光是台北，除了文昌宮外，艋舺龍山寺、關渡宮、大稻埕慈聖宮、芝山岩惠濟宮、大龍峒覺修宮、北市景福宮、士林福德宮等也都配祀文昌帝君。足見文昌在台灣，是考生們的親愛媽祖。有趣的是，文昌帝君的陪祀神為「天聾」、「地啞」，被解讀成「天機不可洩漏」、「文運人不能知」、「文人謙卑少言」，如此神祕，又把考運宿命化了。

有考試文化，自然也有作弊文化，或曰考場藝術或異術。此藝術包括賄買、夾帶、代考、替身、捉刀、請槍等行動演出。此事，從古至今，是全球化或現代化都難以「都更」的暗巷風光。考試讓人的才智分等級，考後升遷也靠積點數分等級。這一切，不也反映出一種「萬試如意」的人生競存信仰？至於希特勒的「諸試不順」，在其《我的奮鬥》下，則耗盡了可怕的人類社會成本。此事告訴我們，當「美的競爭力」發生在考場之外，通常該稱為「文化政權的競爭力」。

〈作者簡介〉

高千惠
專研現代藝術史、當代藝術思想與美學論述、策展論述與文化批評。曾客座於美國紐澤西蒙克爾州立大學，台灣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，香港浸會大學、高雄師範大學跨 領域藝術研究所，並為香港亞洲文獻庫學術顧問。著有《當代文化藝術澀相》、《當代藝術思路之旅》、《藝種不原始：當代華人藝術跨域閱讀》、《叛逆的捉 影》、《藝術，以XX之名》等十餘本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