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B鉛筆的不幸人生
身為家族長子,身為「比較會唸書的那個小孩」,考卷就是我的紫微命盤,我的命宮,我的身宮,我的福德宮,我的疾厄宮。
小 學時,母親每晚緊盯我的功課,檢查我的考卷,像是嚴厲的駕駛教練,永遠坐在乘員座,目光逼人看著我每一個細微動作,一個字寫錯、一個算式加錯,後腦勺馬上 就是熱燙一巴掌。小學時,我總是跟一名姓高的男同學、還有一名姓蘇的漂亮女生競爭第一名,偏偏他倆都是學校老師的兒女,我經常有一種「外卡」球員的錯覺。
那時,全班第二名會換來母親冷涼的表情,唯有第一名能贏得溫暖笑容。萬一考了第三名,我會認真考慮離家出走。
校長室 圖片來源: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 |
在 那所私中,人人都是超人,人人都是小學全班第一名畢業,我背負著家族期望,死撐了一學期,終於退出前十名的亂集團,雖然依舊焚膏繼晷,只能在二、三十名之 間載浮載沉;又撐了一年,隨著數學課黑板上的奇怪符號越來越多、英文課老師長相嘴型及喉間咕嚕的聲音越來越怪,整個初三,我在全班倒數前十名,找到安身立 命之所。
那是個奇異的次元空間,音樂課有考試,家政課有考試,連童軍課都有考試,壯碩的老師會用童軍繩,抽打考得太差或沒交作業的同學。那家私中還有「淘汰」制度,每學期末,每班約有兩、三人被迫轉學。
而我們這些「倖存」的孩子,心底萬端複雜,一方面,我們偷偷羨慕他們,從此不必在棍子底下討生活;另一方面,又覺得被迫轉學是丟臉的事,會讓父母蒙羞,即使留下來會挨揍,都不敢開口要求轉學。
為了上大學 | 聚 圖片來源:數位島嶼 |
南陽街追夢之旅 圖片來源:數位島嶼 |
毫無意外,第一次聯考落榜,距離文組最低錄取分,還差一百二十五分;當時蠢模蠢樣組織一個「南陽街復國建國大同盟」,號召班上落榜的同學,集體報名重考,「因為學費可以打八折」。
第一次重考,認識許多有趣的朋友,包括一個綽號「小孩」的白淨男生,二十幾年後看到他的名字,他已是天王級的半導體分析師。總之,一群重考生成天鬼混打屁抽煙,偶爾翹課看電影打彈子,總以為至不濟,都能混個私立大學唸唸。
隔年放榜,一起鬼混的同學都考上了,唯獨我再度落榜。我還清楚記得,那天是八月八日,清晨我買了報紙,翻盡榜單,確認沒有自己的名字,於是我一路從士林走到師大,最後坐在和平東路的人行道上,尋思如何回家送上這份父親節禮物。
再度重考那年,我幾乎過著自閉的生活,同棟公寓都是親戚,我為了避開他們,每天起床就上圖書館,傍晚閃回家匆匆吃過晚餐,稍後快速就寢(減少面對父母的尷尬時刻),半夜再起床苦讀,直至天未明出門。
考試週:學無止境 圖片來源:數位島嶼 |
因為高中三年幾乎不碰書本,重考第二年總算慢慢補回來,慢慢能把歷史朝代及世界首都串起來;靠著亂啃英文歌曲及電影台詞,英文也還算像樣;唯獨數學像是被點了死穴,幾乎動彈不得。
總算,第三年考上第二志願,輔大大眾傳播系(第一志願是政大新聞),不過,數學只有3.75分,原因是所有題目都不會,小心翼翼猜了兩題單選,對了一題5分,錯了一題倒扣1.25分。
這件事,變成大學同學的萬年笑柄。有一年,大學學測結束,同學尹乃菁在廣播節目裡拿我當例子,說「數學考個位數,都能當上中時電子報新聞總監,各位考不好的同學,千萬不要洩氣。」原來,我竟有這種「勵志」的社會作用。
後來,我考了兩次研究所,一次全數落榜,一次全數上榜,而且都是狀元,細節就不多說嘴了。總之,在考試這條長路上,我還算能自稱「無役不與」。
回首觀看,我就讀的那所恐怖私中,正是一個時代小縮影,民國六○年代,九年國教剛開始,遇上城市小康階級興起,早年環境不佳的父母們認為,自己的子女能透過聯考制度,取得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,因此,我同學的父母裡,多數是小商家店東、小工廠老闆,辛辛苦苦供兒女上私立中學。
[作者簡介]
黃哲斌
1965
年出生,輔大大眾傳播系畢業、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。歷任蘭陵劇坊演員、《影響電影雜誌》總編輯,《中國時報》記者、編輯,《中時電子報》副總編輯,《中國
時報》調查室主任記者。現為自由撰稿人,《天下》、《財訊》特約作者。推特帳號為Puppydad,臉書及Google+均為本名。
0 意見: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