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/09/2012

第八期:反動進行式-人造藝世界 撰文/高千惠

信我者,有福了

見證與宣傳,非僅是神職人員所要捍衛的天上人間,它們更是人間政權經營下的藝術和行動。在「信我者,得永生」或「信我者,有福了」的意識覺醒啟迪下,政治和宗教有了共同的執行美學。但上帝可能許你一個抵達天堂的單程票,政客卻可能許你一個明天會更好的延期票。


不用為上帝或政客工作,人們天生便有見證與宣傳的天職。這份天職若沒有浪費在八卦傳播上,它必然顯現出人們多少有著見義勇為的素質。這份素質,使人們對社會有了公義藍圖的想望。對公義社會的想望,產生了前仆後繼的社會行動者,而他們所使用的工具、媒介、方法,是藝也是術,自然,便有了政治性藝術這個表現領域。

關於美學和政治的複雜關係,已有其長遠悠久的歷史,同時存在著右派和左派的版本。當左翼遇見右翼,美學政治化遇見政治美學化,兩翼的檔案之戰,與歷史的詮釋權有關,而兩翼的距離,也就是那個命名為主體的頭身。具撩撥群眾政治意識的藝術思潮,走社會群眾路線,被泛稱左翼,走國家意志路線,則被泛稱右翼。左右兩翼的文藝創作發想,都與傳播有關,都旨在改變現實,但在作品質量的要求態度則略有不同。

從報章印刷到網路推文推圖,政治藝術與傳播美學息息相關。左翼藝術的特質,因針對庶民而走量化的宣傳路線,印刷性的版畫和漫畫,乃是最早也最具流竄性的一支「藝勇軍」。漫畫的另一支型態「評論諷刺畫」。十九世紀末歐洲石印技術傳入中國,石印運用在大量創辦的報紙和畫刊上。清末三十年(1875-1911)就有七十多種的期刊發行,其中影響力最大的就是上海申報館編印的〈點石齋畫報〉。1884年創刊的〈點石齋畫報〉前後出刊十三年,因為對時事、社會現象、腐敗政治、外來侵略等議題皆進行諷刺與批判,也因此遭到查禁的命運。
In Japan people of all ages read manga.Manga are typically printed in black-and-white , [ 7 ] although some full-color manga exist (eg Colorful ).
1900年後,近代評論漫畫(或謂社政諷刺漫畫)序幕揭開。其中,19189月所創的中國第一份漫畫專門刊物〈上海潑克〉頗受矚目。這份刊物乃承襲英國〈笨拙〉風和〈潑克〉調的西洋風格。這是沈伯塵到日本考察新聞事業後的第二年,受〈東京潑克〉所衝擊出來的「社會責任」之舉,當時之時局正處於軍閥割據的混亂期。

另一個具有相當影響性的漫畫組織是上海《漫畫會》。1926年的上海漫畫會成立的原因有二:一是在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期間出現第一次漫畫創作由高潮轉低潮,故有重振之需。二是1925年「五卅慘案」激起民間反帝愛國高潮,畫家們覺得需要一個漫畫團體,作為創作上的組識力量,愛國漫畫於是興起。在當時,「漫畫」一語則專指具有評論性的繪作。思想家魯迅在五四運動之後以「漫畫應當針砭社會的痼疾」為題,在〈新青年〉雜誌上發表了這方面的見解,對後來漫畫創作起了很大的啟示作用。有關批評時政和傳播社會新思想的諷刺漫畫,在左翼文學鼓吹下亦有其新發展。

在台灣,最有名的政治事件之漫畫,當屬黃榮燦的木刻版畫〈恐怖的檢查/台灣228事件〉。黃榮燦早年受魯迅影響,在重慶、桂林的文化鬥爭活動中,堅持著左翼立場,並於194512月到達臺灣,從事木刻藝術和左翼文化工作。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的4月初,黃榮燦就創作了這幅《恐怖的檢查》木刻版畫,這件作品,被認為是在現代美術史上唯一直接描繪和抗議二二八事件之作。黄榮燦本人則於1951121日被台灣當局以進行「反動宣傳」逮捕,次年11月被處決,年僅36歲。

基於文宣而非抗爭,政治宣傳藝術亦可以鋪天蓋地成為普羅藝術。中國共產黨在文革時期,便使藝術全面成為政黨宣傳工具,藝術家為黨國軍民服務。這是社會共產主義法西斯宣傳美學的一種交相運用。另外,以節慶式、廟會式的街頭活動作為政治抗爭的集眾方式,並留下了地域和民粹色彩的政治運動模式,大都靠紀實性攝影作為傳播媒介和見證檔案。事件的紀實影像,遂因角度、內容的選擇,也出現了某些不同的立場。

敢動年代-野百合學運 (1990) 蔡文祥
圖片來源:數位島嶼

歷史不留白,重建檔案在今日已成為台灣文化要事。在紀錄影像崛起的年代,有關街頭抗爭運動的記錄影像和影片,變成新的政治藝術類型。在台灣社運活動的紀錄上,攝影家蔡文祥的〈敢動年代〉曾拍攝了〈野百合學運〉、〈419大遊行〉、〈520農民運動〉等報導性的政治抗爭題材。除了台灣婦女新知運動史料資料庫擁有台灣婦女運動影像,從鄭成功登陸台灣、荷蘭人殺戮戰場的文件影像、台灣的美麗島事件、政黨輪替現場、歷年選舉景觀、各種民主抗爭行動、近年新外籍勞工、外配生活等新舊的時代箴言紀錄,也都紛紛建檔中。

敢動年代-520農民運動
圖片來源:數位島嶼
宣傳藝術的美學自然也有其脈絡,但以檔案作為歷史見證,以宣傳作為革命的滲透力量,使政治藝術的政治性總是大於藝術性。而在影像美學的理論中,紀錄性、文件性的再現影像,現場的價值,則又奠定了此「瞬間存在」之必要。還有,許多紀實影片,在合宜時機出現時是歷史文獻補遺,不合宜時機出現時是歷史塵封禁忌。政治正確與政治不正確,終究以政治的權力干預了影像的留存命運。


另外,政治宣傳藝術和藝術家的政治題材創作有一區隔。政治宣傳藝術沒有立場上的瞹昧空間,而藝術家的政治題材創作卻經常要留下模糊地帶。前者猶如佈道者,後者往往像詩人。台灣自1980年代後期,進入本土運動和民主運動期,一些當代藝術家多以社政批判為本土藝術內容。例如吳天章的〈蔣經國的五個時期〉、楊茂林的〈百合紀事〉、姚瑞中以行為文件方式拍攝的〈反攻大陸-行動篇〉等。但並非畫過政治議題便是政治藝術家。然而,一些1990年代的社政藝術家到了2000年代,便因社會文化新議題而改變題材與風格,其作品的政治性格,反而見證了藝術家個人與社會年代的互動選擇。

政治藝術沒有要求享有絕對的言論自由權,因為它是因應政治生態而決定其張力和價值。當藝術成為政治革命宣傳手段,為政治服務時,藝術家是宣傳者?見證者?還是政論者?它以什麼之名,仍被視為藝術?當藝術作品以社政題材作為主題,它們是歷史檔案還是挑釁材料?社運報導攝影的藝術價值是否依據在歷史事件上?政治漫畫或政治波普藝術的藝術生命期,是否有其時效性?那些藝術形式可以成為歷史政治事件的視覺檔案?

這些都是政治性文藝至今未竟的議題,但是,所有的見證累積和宣傳成效,都會處於現在進行式的狀態,永遠在出土和製作中。


<作者簡介>
高千惠
專研現代藝術史、當代藝術思想與美學論述、策展論述與文化批評。曾客座於美國紐澤西蒙克爾州立大學,台灣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,香港浸會大學、高雄師範大學跨 領域藝術研究所,並為香港亞洲文獻庫學術顧問。著有《當代文化藝術澀相》、《當代藝術思路之旅》、《藝種不原始:當代華人藝術跨域閱讀》、《叛逆的捉 影》、《藝術,以XX之名》等十餘本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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