洋流的故事，海邊的孩子
活了四十幾歲不會游泳，不是太光彩的事。尤其，現在的台北市小學，游泳是畢業前的必修課；尤其，我們生活在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上。
但我愛海洋，與高聳險峻的山脈相較，我喜歡那片無垠的藍色，夏日的沙灘人群，巨大洋傘與冰鎮飲品，細綿白沙包覆趾間，海水覆沒腳踝，溫暖，親暱，迷醉。
喜愛海洋，或許與我們的身世相關。我家神主牌位背後，黏貼一張古老、瀕近風化碎裂的紅紙條，紙上以毛筆敬書，詳列黃家五代先祖的姓名、生卒日辰，還有祖籍「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」等字樣，提醒我及子孫，先祖或許曾背著保生大帝神像，擠在狹仄艙底，涉險橫渡凶惡海峽，一次又一次，被狂浪拋上半空。
對海洋的敬畏與嚮往，或許成為某種基因，植種在我們身上，乃至於為初生嬰兒批命的相士，動輒耳提面命，「這孩子命中犯水，勿近海河」。屬於我的那一刻起，註定了三代孤傳的我，不得習泳的運命。
我的父親從未教我游泳，但每逢夏日，總會全家驅車，前往海水浴場，淡水沙崙或貢寮福隆，父親開著一輛中古速霸陸，馬力很小，沒有冷氣。夏天裡，我們搖下車窗，暖風灌進來，讓人昏昏欲睡。父親開車龜速，不知是因車太老跑不動，或是他生性過度謹慎，總之，小時搭父親的車，常有「連腳踏車都超車而過」的印象。
到了海水浴場，表哥們帶著我弟弟，歡快衝進白色泡沫的海裡，弟弟很早就學會游泳；而我，只能待在沙灘洋傘下，看顧大家的行囊，看著熱鬧人群，一面偷偷灌飲母親煮的冰鎮酸梅汁，偶爾撩撩海水，打溼腳尖。
這些，幾乎是我所有的夏日海灘記憶。如今，沙崙已成荒原廢墟，福隆是搖滾狂歡聖地，我已是一口壞牙的臨老中年。
但我還是熱愛海洋，正如我熱愛海鮮。我並非開玩笑，我愛沒有鱗鰭的海鮮，蝦蟹魷貝蚵蠔，就像原住民樂天知足的名言：「大海就是我們的冰箱」，打開冰箱，取出食材，就能料理晚餐，更好的是，還不必插電。
海洋慷慨地滋養我們，我們卻回報以毒廢汙水、重金屬、核廢料、人造荷爾蒙、保麗龍、塑膠袋、寶特瓶，以及存在於磨砂洗面乳中，千千萬萬個細微塑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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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來源：數位島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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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到大海，對於台灣人而言，花蓮輪或許是一整個世代，對於海洋的初始記憶。
那世代，還是外匯管制，尋常人家難以出國旅行，難以一窺汪洋浩瀚的年份。1975年，我十歲，台灣商人向日本購得一艘二手渡輪，行駛於基隆與花蓮之間，名之為「花蓮輪」。當時，商人在電視強打廣告：「我是海上的璇宮！我是水中的蛟龍！」還與崔苔菁合作，在當紅的綜藝節目《翠笛銀箏》，猛烈放送花蓮輪海上風光。
在最熱鬧風光的時刻，父親帶著我們全家，搭上花蓮輪，第一次體會被海洋包圍的奇幻夢境。我依稀記得，讀小學的我，與弟弟興奮地倚靠甲板欄杆，銀藍海水閃亮像一面碎鏡，我們數著遠方鷗鳥，或在大人的驚呼裡，尋找海豚出沒的身影。
那些記憶，遙遠模糊而美好。後來，父親以他的Nikon相機，在太魯閣入口的牌樓，拍下全家足以不斷回味的相片，一次童年冒險的遠征。
其實，花蓮輪是艘平底渡輪，航速慢，不耐風浪，單程就要晃蕩八、九小時，等到北迴鐵路一通車，花蓮輪就漸失光彩，慢慢退出東海岸舞台。
然而，在那個戒嚴年代裡，若說人人活在「楚門的世界」，被關在一個反共小島上，花蓮輪就是海水盡頭那道人造牆，在禁錮中保有夢想能力的鋼鐵邊境。
時光快轉二十年，忽然，我坐在八百噸的保七總隊旗艦上，朝著南海出發。當時，我已是《中國時報》記者，奉派採訪保七總隊長楊子敬，以及他寒酸的三艘小船，他們正前往東沙及南沙群島「護漁」，或是宣示海權。
由於南海石油的寶藏傳說，台灣、中國、越南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、印尼等國爭搶南沙群島及其海域主權，我因而成為複雜國際政治的目擊者。
那一路，我們自高雄港出發，先是南航四百四十公里，兩天一夜，晃得吐胃吐腸。我還好，登船前聽從老一輩囑咐，在肚臍眼撒細鹽，再以撒隆巴斯貼封，竟然一口也沒吐；同行的晚報記者，睡在下鋪，抱著垃圾桶嘔一整夜。
隔天傍晚抵達東沙，一個只有駐軍的礁島，打算夜住一宿，翌日再南向一千兩百公里，前往南沙主島太平島。
沒想到，一群人正吃晚飯，台北來電示警，菲國政府派出海軍，真槍實彈，打算攔截保七船隊，為免釀成國際事端，內政部責令楊子敬轉頭回航。
這是台灣版「鄭和下西洋」的悲傷故事，也是海洋悄悄對我說的另一種險惡寓言。
那世代，還是外匯管制，尋常人家難以出國旅行，難以一窺汪洋浩瀚的年份。1975年，我十歲，台灣商人向日本購得一艘二手渡輪，行駛於基隆與花蓮之間，名之為「花蓮輪」。當時，商人在電視強打廣告：「我是海上的璇宮！我是水中的蛟龍！」還與崔苔菁合作，在當紅的綜藝節目《翠笛銀箏》，猛烈放送花蓮輪海上風光。
在最熱鬧風光的時刻，父親帶著我們全家，搭上花蓮輪，第一次體會被海洋包圍的奇幻夢境。我依稀記得，讀小學的我，與弟弟興奮地倚靠甲板欄杆，銀藍海水閃亮像一面碎鏡，我們數著遠方鷗鳥，或在大人的驚呼裡，尋找海豚出沒的身影。
那些記憶，遙遠模糊而美好。後來，父親以他的Nikon相機，在太魯閣入口的牌樓，拍下全家足以不斷回味的相片，一次童年冒險的遠征。
其實，花蓮輪是艘平底渡輪，航速慢，不耐風浪，單程就要晃蕩八、九小時，等到北迴鐵路一通車，花蓮輪就漸失光彩，慢慢退出東海岸舞台。
然而，在那個戒嚴年代裡，若說人人活在「楚門的世界」，被關在一個反共小島上，花蓮輪就是海水盡頭那道人造牆，在禁錮中保有夢想能力的鋼鐵邊境。
時光快轉二十年，忽然，我坐在八百噸的保七總隊旗艦上，朝著南海出發。當時，我已是《中國時報》記者，奉派採訪保七總隊長楊子敬，以及他寒酸的三艘小船，他們正前往東沙及南沙群島「護漁」，或是宣示海權。
由於南海石油的寶藏傳說，台灣、中國、越南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、印尼等國爭搶南沙群島及其海域主權，我因而成為複雜國際政治的目擊者。
那一路，我們自高雄港出發，先是南航四百四十公里，兩天一夜，晃得吐胃吐腸。我還好，登船前聽從老一輩囑咐，在肚臍眼撒細鹽，再以撒隆巴斯貼封，竟然一口也沒吐；同行的晚報記者，睡在下鋪，抱著垃圾桶嘔一整夜。
隔天傍晚抵達東沙，一個只有駐軍的礁島，打算夜住一宿，翌日再南向一千兩百公里，前往南沙主島太平島。
沒想到，一群人正吃晚飯，台北來電示警，菲國政府派出海軍，真槍實彈，打算攔截保七船隊，為免釀成國際事端，內政部責令楊子敬轉頭回航。
這是台灣版「鄭和下西洋」的悲傷故事，也是海洋悄悄對我說的另一種險惡寓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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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再快轉十七年，上個月，我在台東海邊，目睹台灣自治史最醜惡奇蹟之一的「美麗灣渡假村」，也在都蘭新東糖廠，聽著女歌手巴奈，講述海洋之於原住民的神聖意義。回到台北，採訪都蘭出身的金曲獎歌手舒米恩，他談起他及其他「海邊的孩子」的故事，為之深深震動。
以上種種洋流的故事，翻騰、揉攪成為這個島嶼的命運。我不會游泳，但或許並不重要，因為我和你一樣，都是廣義裡的，「海邊的孩子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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