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戲夢人生
我成長於一個古地名,一個迪化街二段、鄰接淡水河岸的凋敗社區,這個一百五十年歷史的老街區,也是我看戲生涯的起點。
「四崁仔」不太像台北市,更像某個小鎮的荒涼街區。站在我家屋頂,舉目望去,老舊的四樓公寓夾錯著兩層樓磚屋、一樓半的木造平房,深埋於現代化的城市角落。就像許多古地名,「四崁仔」只存於當地居民的口語、記憶之間,幾乎像是某種秘密結社的暗語,標示著彼此,你我。
四崁仔的殘忍起源也是。清咸豐年間的艋舺頂下郊拼,下郊的同安人敗走,原欲依靠大龍峒的同鄉,遭拒後轉往仍為農田的大稻埕,以及尚是草莽的四崁仔、草埔仔一帶落腳。所謂「四崁仔」,因為聚落初起時,此處有四間連棟「土角厝」,等於是附近的商業中心。時至今日,這四間土屋雖然頹破,仍頑固存在,其中一戶尚有人居。
炊粿 | 攝影: BOW |圖片引用自數位島嶼網站 |
街市滾動著營生,營生滾動著勞動,勞動滾動著純粹信仰與簡單歡愉;信仰與歡愉,交會出一齣又一齣的戲夢人生。
「四崁仔」的民間信仰中心,是迪化街上的聖公媽廟,主祀土地公,其實是民間習稱的「陰廟」。據廟志記載,1861年(清朝同治元年),當地居民不忍附近無主孤骨四散,捐資興建聖公媽廟,以福德正神為守護神,並供奉這些「聖公聖媽」。
此廟雖小,據說極為靈驗,以往香火鼎旺,尤其入夜,香客不絕,金爐裊裊不息。每逢年節,都會封街賽戲酬神,由於信徒眾多,還分日場與夜場,總要從初一搬演到十五元宵而未歇,手腳慢的,還排不上檔次。
台北孔廟活動,江之翠北管劇團的「陳三五娘」是此一活動的重頭戲 | 攝影:陳建仲 | 圖片引用自《中國時報》新聞攝影底片之數位化——文化藝術類與影視娛樂類 |
對於孩子而言,我們怎懂戲曲背後的音樂、戲劇、美術濃縮於方寸的奧義。與我同齡的孩子,總趁著搬戲「做熱鬧」時,爬上爬下,鑽進鑽出。戲坪上,鑼鼓點起,像是童年的過場樂音;戲坪下,香腸攤的氣味、彈珠台的聲響、小孩奔跑嬉鬧著,我們看戲的最初記憶,美好的笑淚經驗。
漸漸地,我們長大一些,客廳搬進一只會說話的黑箱子,布袋戲與歌仔戲也搬進名為「電視」的箱子,螢幕裡的戲偶變大了、小生小旦的表情動作變大了,他們的形象也日益巨大,史豔文不只是金光戲的代表,也是那時代的民族英雄;楊麗花不只是歌仔戲皇帝,更是一整個世代的偶像,傳統戲曲的光輝頂峰。
偶爾,難得休息的母親,會拉下藥房鐵門,牽著我與弟弟,到電影院裡看戲。在四崁仔南緣,延平北路臨近台北大橋處,曾有一座「大橋戲院」,母親與我們兄弟,偶時加上父親,在暗室裡跳躍不同次元,叢林的巨獸金剛、為愛死於寒冰池的俠女、大興安嶺上仆倒機槍口的柯俊雄,那些遙遠的世界如此駭人,如此令人神迷,如此釘烙我愛上電影的生命註記。
關於電影與人生,有兩件奇妙的經驗,可作為另種隱喻。一是我就讀的大橋國小,原本留有日治時期的舊校舍,兩層樓的紅磚黑瓦,有一天,老師宣布,「有人來學校拍電影」,要我們盡量遠離操場。
好奇心強的我們,下課時偷偷躲在簷廊底,躲在柱子後,果然看見一群穿著軍服日本兵,這群臨時演員在等戲的無聊空檔,開心玩著我們的溜滑梯。
幾個月後,這齣名為《梅花》的電影上檔了,全校同學都拿到招待券。某個下午,我們停課半天,老師帶著全班到「大橋戲院」看戲,當銀幕出現我們的校園,班上同學一陣歡呼,而我只是看著那群日本兵,腦海不斷浮現他們溜滑梯的畫面,科科笑不停。
新光歌仔戲團後台之十二 | 攝影:張才 | 圖片引用自:尋找台灣攝影文化的歷史座標- Part 1:日治時期的營業寫真館及業餘愛好者(1895∼1945)作品蒐研暨數位典藏計畫 |
約莫十五年後,已是楊麗花竄紅之際,只要她到戲院公演,熱情的「花迷」就會丟鈔票、首飾上台,甚至衝上來為她掛金項鍊,有次,觀眾擠滿戲院上下,老舊的戲院不堪騷動,二樓樓板被壓垮,引來一陣驚呼。
廖瓊枝、陳美雲演出歌仔戲「陳三五娘」之「益春留傘」| 攝影:林國彰 | 圖片引用自《中國時報》新聞攝影底片之數位化——文化藝術類與影視娛樂類 |
再後來,「大橋戲院」與四崁仔一同沒落,很長一段時間,它改裝為歌舞牛肉場;更長一段時間,它變成幽暗陰森的電動遊戲場,直到今日。
然而,廖瓊枝、楊麗花、溜滑梯的日本兵,魔幻地時空穿梭在大橋頭戲院裡,穿梭在四崁仔裡,穿梭在我的看戲人生裡。
[作者簡介]
黃哲斌
1965
年出生,輔大大眾傳播系畢業、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。歷任蘭陵劇坊演員、《影響電影雜誌》總編輯,《中國時報》記者、編輯,《中時電子報》副總編輯,《中國
時報》調查室主任記者。現為自由撰稿人,《天下》、《財訊》特約作者。推特帳號為Puppydad,臉書及Google+均為本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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